国家禁止违法强拆，违法强拆要承担刑事责任

国家禁止违法强拆，违法强拆要承担刑事责任

一、“认定违建”要依法，尊重百姓财产权

“违建”也是行为人通过自身的人力、财力所搭建出来的民法上的“物”，这就存在一个其是否享有物权的问题。即使建筑本身确实违法，但就修建建筑的材料本身，这个物权是客观存在的。同时，究竟一处建筑是不是真的违反《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的规定，缺乏必要的建设审批手续和证件，都需要严格依法进行认定，而不能仅凭直观感觉。

因此，涉案建筑根本就不是违建，却被错误的认定为违建进而实施处罚甚至强拆，那么这个“违建就该强拆”就变成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客观上就构成了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肆意践踏。

因此，认定这一环节，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法律对于哪一类建筑属于违建做了相对具体的规定，一个建筑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它是否缺乏必要的建设审批手续和证件，需要由法律规定的政府部门依法来进行严格认定。通常来说，城市里面，规划部门、国土部门、其他部门，无权认定一般的违建。

二、法不溯及既往

法律问题上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不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与处罚昨天的行为。由于2008年起施行《城乡规划法》，这部法律规定了建设房屋必须要取得相关证件，经过相关审批。而08年以前，适用的是1990年施行的《城市规划法》。实践中很多的房屋都是在08年以前建造的老旧房屋，这些房屋不考虑其建造时间等客观条件直接依照08年新法规来看待与对待，显然是不合理且有失公平的。如果是农村的房屋情况则更为复杂，1982年出台《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才对农村建房的面积有所规定。这些个时间点，在认定违建时都需要考虑进去。

三、信赖保护原则

当初是因政府“招商引资”才着手的建设项目，或者是受到政府支持的经营性用房，现如今也被认定为是违建无偿拆除，新官不理旧账。事实上行政机关管理着社会各项公共事务，它有义务保持其政策与行为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珍视社会公众对其的信任。对于这些因政府支持而起的用房与项目，是不是违建，拆与不拆，有无补偿，都需要有一个明显倾向于群众的答案，它不能被认定成是违建。

四、查处违建不是只能拆除，方式方法要适当

总是说“拆违”，事实上违建不一定要拆，不是说将违建全都拆了才符合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才叫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城乡规划法》第64条规定，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罚款。

显然，拆除只是违建处罚的措施之一。行政行为需遵循“最小损害原则”，也即实现依法行政要最小限度的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再者行政机关掌握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于违法程度较轻、可以采取改正措施的违建法律明文规定不是必须拆除。而是完全可以采取“补证+罚款”的途径赋予其合法身份，以确保建造者的利益不至于遭受过分重大的损失，最终保障的则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的现实利益。

五、有些违建伴随着现实需求而存在，没必要一网打尽

行政机关查处违建应当考虑其对规划的影响程度。而有一些违建，其存在源于百姓切实的使用需求，这些违建或许与规划不符，但并不存在多大的社会危害性。行政机关既然有自由裁量权，在查处时就应多斟酌，多考虑百姓的生活需求，有些方便了居民生活的违建其实没必要拆，拆了，反而容易引发矛盾。

市城管局、规划局曾于2018年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违法建设治理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其中细化了一些常见的违建类型，对那些现实存在、确有使用需求的违建，行政机关将不予查处。

六、“违建”不能一拆迁就打击，不拆迁不打击

打击违建固然义不容辞，但行政目的不能不单纯。平时无作为，征时一刀切；哪里有征地拆迁，哪里就开始查处违建，这种“以拆违促（代）拆迁”的行为是不正确的。

《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处罚时效限制了行政机关对违建进行处罚时的权力行使，对于那些已经屹立了10年甚至更久的房屋建筑，行政机关再来实施处罚是于法无据的。当然实践中行政机关和法院通常不会这样理解。但无论如何，拆违总是和拆迁相伴相生，从最朴素的价值判断来看，这是有问题的，不正义的。

总之，若是想最终实现“新增违建”的终结和“存量违建”的依法公平处置，必须将“一刀切认定违建”、“一味强拆”等错误行为从实际查处违建的工作中摒除出去。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严格依法办事，兼顾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减少因拆违引发的对立和纠纷，切实解决群众真正的关切和利益诉求，才是治理违建应要遵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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