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植物新品种的司法保护(上)-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07年1月12日公告公布，自2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的制定对加强植物新品种的司法保护、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是人民法院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重要体现。为更好地理解和适用《规定》的精神和内容，本报特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有关同志对《规定》的条款进行详细解读。

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属于新类型的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较强，且审判经验有限，审判思路尚欠成熟，给案件审理带来了很大难度。近几年，人民法院受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的数量也上升较快。然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比较原则，200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仅规定了案件的受理、管辖和诉讼中止等程序性问题。因此，为及时、正确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及时起草出台了《规定》。该《规定》共8条，全文涉及以下主要问题：

一、《规定》制定的法律依据

关于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法律规定只有1997年国务院发布的《条例》，属于行政法规。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在其他现行法律中甚至未涉及到植物新品种的概念。

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法规的适用能否进行司法解释，有不同观点的争论。目前，由于审判工作的亟须，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条例的问题，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充和完善是适宜的。虽然《规定》的首部和条文中没有列明引用《条例》作为该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司法解释的名称也采用了“若干规定”的称谓，但《条例》是该司法解释起草的主要法律依据，各地人民法院不但在学习和理解《规定》的同时要理解和贯彻《条例》的各项规定，而且在具体适用法律时，还应当引用《条例》的有关条款。

二、植物新品种权人的利害关系人

《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条例》对品种权的利害关系人的诉权进行了规定，但是《条例》对“利害关系人”的范围未作界定，给审判实践适用法律带来了困难。为了便于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准确掌握植物品种权人的利害关系人，保障其诉讼的权利，比照现行的专利法等司法解释，《规定》第一条对品种权人的利害关系人和不同利害关系人的不同诉权作出了界定。

品种权人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自行提起诉讼；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三、关于侵犯品种权行为的认定

1．侵权行为的种类

《条例》第六条规定了侵犯品种权的两类情形：一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二是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条例》第三十九条仅规定，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理论上，第六条规定的两类情形均属侵权行为，品种权人都可提起诉讼，请求司法保护。实践中，这两类侵权情形也均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和《农业部关于农业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处理规定》第二条均将此类行为列入“侵权”的范围。所以，《规定》第二条将这两类侵权行为都规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实施这两种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2．侵权行为的认定

关于对上述两类侵权行为的认定，初稿基于专利权与品种权最为接近考虑，拟借鉴专利侵权的认定方法，即先确定权利的保护范围和被控侵权物的特征，后经两者对比判定是否落入权利保护范围的方法。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部门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应当规定为审批机关确认批准的品种权申请文件记载的特异性。有的则认为，不能根据审批机关公告的品种权审查文档记载的特异性来确定品种权的保护范围。申请品种必须具有特异性，但权利保护的不是特异性，而是品种本身。它是一个整体，品种的全部遗传特性都包含在繁殖材料中，用繁殖材料确定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最完整和准确。

我国加入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在表述“保护范围”时采用了“有性和无性繁殖材料”，也未规定为“特异性”。此外，特异性只能是相对的特异性，是与其最相近似的品种相比的特异性，而这种特异性在同类的其他品种上可能也存在，故不宜将特异性作为保护范围。

同时，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在绝大多数品种权案件中，人民法院都将有关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作为侵权认定的主要依据。而品种权审批机关的授权文件比较简单，并不载明品种权的特征、特性，而且特征、特性一般难以用文字准确界定。所以，在认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时，被控侵权的品种的性状特征必须与授予品种权的性状特征相等，被控侵权的植物新品种性状特征多于或者少于该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的性状特征，都不构成侵权。故《规定》改变了初稿在此问题上的起草思路，即在目前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暂不涉及品种权保护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而是直接对《条例》第六条“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和“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规定进行解释，以方便审判中对侵权行为的认定，通过基本认可目前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来达到解决审判实际问题的目的。

《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将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因素所致的，规定为应当认定为被控侵权物属于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对被控侵权人重复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为亲本与其他亲本另行繁殖的，规定为应当认定属于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文中的“遗传变异因素”，是指通过人工杂交、自然杂交、突变、诱变、转基因等方式，使植物的遗传基因发生改变，从而造成植物特征或者特性的变异，这种变异是可以遗传的。“非遗传变异因素”，是指因土壤、气候、肥料、管理水平或者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植物的特征或者特性发生差异，这种差异是不能遗传的。“特征特性”是“性状特征”的同义语。“特征”是指植物的形态学特征，如花的颜色、果实的现状等；“特性”是指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如抗病性、抗旱性等。《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的“非遗传变异”，是指被控侵权物的繁殖材料虽与授权品种相同，但由于生长过程中外来花粉等非遗传变异因素的介入，导致两者特征、特性的不同。因被控侵权物繁殖时采用与授权品种相同的繁殖材料，一般将被控侵权物视为《条例》第六条所称的“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非遗传变异因素导致的特征、特性的不同，并不影响上述判定。

作者：蒋志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李剑、罗霞：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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