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低保户收入超标者半年内将仍可领低保金-

市民政局等部门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本市社会救助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本市拟对低保就业人员实行就业奖励，对家庭月人均收入超出或等于当年城市低保标准的低保户，实行6个月低保救助渐退政策。

众多“吃低保”的人可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方面的救助。目前，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是：不少低保户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却还在”吃低保”。

意见稿中明确指出，将调整和规范城市低保就业奖励政策和救助减退政策。

按照该意见稿，家中现有相对固定岗位的就业人员及城市低保对象家庭成员就业后，实行就业奖励政策，即在核定其家庭收入时，先从其本人就业收入中扣除当年城市低保标准一定比例的金额，再计算家庭收入；就业收入(按月核算)低于应扣除标准的，其收入不计家庭收入。城市低保就业奖励享受期限为3年，奖励标准按照当年城市低保标准的80%、70%和60%比例逐年递减。家庭成员就业后，家庭月人均收入超出或等于当年城市低保标准的，实行救助渐退政策，即对其家庭原享受的低保金在以后6个月内实行逐月递减发放，前两个月按100%发放，中间两个月按80%发放，最后两个月按60%发放。

上述政策一旦实施，以刘红为例，她找到工作后，家庭收入有所增加，如果其家庭人均收入未超出低保标准，低保户资格保留，同时她还可享受3年的就业奖励政策；如果其家庭人均收入超标，在半年内仍可按照相应比例领取低保金。而目前本市现行的政策是，低保人员家庭月人均收入超出或等于当年城市低保标准的当月仍全额发放低保金，第二个月减半，第三个月终止。

“新的渐退政策延长了补助时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保家庭的后顾之忧，实际是在鼓励低保人员通过再就业，逐渐脱离低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政工作人员表示，但是政策执行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他说，低保人员由于自身能力所限，存在反复就业、弹性就业的问题，那么奖励享受期限从何时算起？其家庭人均收入超出低保标准后，在实行救助渐退政策的6个月中，不排除本市低保标准再度上调，该低保户又重新回到低保线下的情况。

低保救助渐退政策中的更多实施细节，仍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

现状

主动退保者寥寥

自北京市低保政策实施以来，低保标准从最初的月人均170元逐步上涨到现在的月人均410元，目前本市约有23万人纳入低保保障范围。随着社会各类救助政策的逐步完善，低保群众得以享有医疗、廉租房、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救助。

在基层工作过六七年的社保工作人员秦海(化名)算了笔账。以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的全额低保家庭为例，一年低保金为410×3×12＝14760元，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低于7.5平方米(含)的低保家庭，可按月享受廉租房补贴，此外还可获得节日慰问金等。

除了现金补助，对于无工作低保人员来说，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可免费进入，其医疗费用实行零起付线报销，社会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下部分如果支付仍有困难，可通过低保人员医疗救助、临时救助途径再得到救助。低保户家庭的子女进入高中后，可申请助学金或补贴；燃煤自采暖低保户可获采暖补贴等。

正是由于低保的多重“优待”，很多低保户家庭人均收入虽已超标，但为了继续保留自己的低保待遇，故意向居委会、街道隐瞒收入。秦海说，他从事基层民政工作多年，很少见到主动退保的低保户，很多都是等到复查时才自行退出或被核查出有问题被迫退出。

秦海的话得到丰台街道等多个街道社保工作人员的证实。

懒汉思想在作怪

秦海认为，低保退出难，除了低保本身的“优待”吸引人外，与再就业困难、再就业工资低有很大关系。由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800元，很多就业低保人员的工资相对较低，一旦脱离低保，他们不能再享受作为低保户的各类救助政策，也面临工作压力及再次失业的风险。

“低保人员年龄相对较大，大多没有一技之长，即使经过培训后找到工作，也随时面临失业的可能。”秦海说，再加上有些低保户身体残疾，企业不愿意要，本人也不愿意去，而刑满释放人员更是难以就业。

除了以上客观原因，也有“低保懒汉”思想在作怪。

一些低保户认为干工作起早摸黑，一个月才七八百元，而领取全额低保一家三口就有1230元，加上粮油补助，基本够生活开支，因此不愿意就业。

监管难题

低保户隐性财产难以核实

进入低保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即使成为了低保户，也必须随时接受调查。一旦低保人员被发现收入超标，其低保资格将被取消。

大红门街道社保所负责人称，为严格保证低保人员的资格，街道建立了社区居委会、社保所和民政科三级受理、核实、审核的工作机制，对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资格实行动态审核，3个月一小查、半年一大查，平时居委会工作人员还会不时上门了解情况。街道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对每一名低保人员的资格进行细致严格的审查。尽管如此，实际工作中核查仍困难重重。

去年，丰台区大红门街道就接到一起举报，一位女士来到街道举报自己的妹妹吴英(化名)有20万元存款，但仍吃着低保。社保所迅速调查此事，由于无权查询吴英的银行账户，工作人员无法核实其是否真的有20万存款。而经入户调查，吴英能出示低保户须提供的所有证明，如收入证明等。由于缺乏有力证据，此事只能作罢。

2008年之前，居民使用手机是不能申请低保的，但辖区内也有低保户使用手机。社保所工作人员了解到其手机号码，特意从大红门赶到位于三元桥的营业厅，要求调查机主姓名时，却被营业厅以“保护机主隐私”为名拒绝。

同时，一些不易核实的隐性就业、隐性收入和隐性财产，也给工作人员正确界定低保户收入带来难度。在低保人员中，打杂工、干个体的不少，但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其收入核实起来非常困难。此外，随着社会发展，更多的市民热衷于炒股票，“低保人员中也不排除有参与炒股的人员，但我们去证券交易所根本无权对相关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大红门街道社保所一名工作人员说，即使最终发现低保户或低保申请人员存在隐瞒收入、骗保等行为，最严重的也只是取消该低保户的资格，而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在采访中，很多基层工作人员提议说，如果民政、工商等相关部门能实现联动，就可有效地对低保户信息进行核实。同时，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的，制定惩罚措施。秦海则认为，低保只有与再就业等扶持政策密切结合，低保户通过劳动能明显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才可能会主动退出低保。

个例故事

为“领低保还是就业”犯难

丰台区丰台街道东大街西里社区，刘红一家三口住在一间不到13平方米的房屋内，两岁的孩子正牙牙学语。刘红和丈夫均没有工作，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1200多元的全额低保金。算起来，刘家成为低保家庭已有3年。

刘红还清楚地记得，申请低保是在2006年。

那一年她怀孕了，当时她本有一份工作，收入也能维持生活。但因妊娠反应太大，她不得不辞职。而丈夫因是刑满释放人员，又有糖尿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岗位。生活窘迫时，他们向社区申请了低保。

“申请要提供很多证明材料，街道、居委会的人员轮流到家里来调查，问了很多问题。后来，名单、家庭情况还在社区进行了公示。”大约一两个月后，社区通知刘红说可领低保金了。刘红说，整个过程她感觉很复杂，很严格。

成为低保家庭后，低保金按月打到卡里，最开始是每月600多元。2007年孩子出生后，刘家又重新递交了低保申请。此后随着北京市低保标准逐年调高，刘家领取的低保金也慢慢增多，到现在是每月1200多元。“要没有这笔钱，我们没法生活。”刘红感激地说。

刘红有个心病。由于幼儿园学费高，她不得不推迟孩子进幼儿园的计划，打算孩子4岁时，再让孩子入园。孩子上学后她打算去找个工作补贴家用。“如果能找个工资稍微多点的好工作，我也很愿意，但如果因此取消了低保就很不合算。”

刘红说，以她的能力，能找个1000多元的工作就很不错了，如果工资刚好超标，社区知道了肯定会要求她退保，但退保后就会面临医疗费、孩子教育费等多个问题，“实际还是多了很多支出。”但真出现这种情况，她也只能退保，“不退对不住良心。”她说，现在走一步算一步，到时再说，“真有困难还得求助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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