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先履行方原则上不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但在合同成立以后，如果发生后履行一方当事人财产状况恶化等情形而可能危及先履行一方当事人债权之实现时，如强迫先履行一方先为履行，则必然有悖公平原则。为避免先履行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蒙受损害，有必要设置一项特别制度以提供法律救济，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和第六十九条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继承了大陆法传统的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吸收了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制度的若干灵活性。

预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两种形态。明示毁约系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届至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默示毁约是指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届至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另一方又不愿意提供必要的担保。

预期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在解决双务合同中另一方因为无履约能力，不愿意履行等可能给提前履行的一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等问题上具有相同的机能。但是，两者也存在相当的差异，且各有优势，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的主要区别如下：

首先，前提案件不同，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制度不以双务合同当事人债务之履行存在先后顺序为前提，无论双方当事人是否有义务先行作出履行还是同时作出履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在双方预期违约时中止履行合同而寻求法律救济。相反，大陆法的不安抗辩权行使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当事人的债务履行顺序存在先后之分，若没有履行时间的先后顺序，则仅仅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而无发生不安抗辩权之余地，正是因为存在这个先决条件，所以法律将行使不安抗辩的权利赋予先行履行的一方，而对方则无权行使。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坚持了大陆法不安抗辩权的这个前提。

其次，适用事由不同，根据大陆法，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是对方财产在缔约后明显减少并有难为对待给付的可能，而英美法中的默示毁约所依据的理由并不限于财产的减少，也包括债务人的经济状况不佳，商业信誉不好，债务人在准备履约以及履约过程中的行为或者债务人的实际状况表明债务人存在违约的危险等情况。

再次，过错是否为构成要件上不同。预期违约制度考虑了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问题。其中，由于明示毁约是指一方明确地向另一方作出其将届期不履行合同的表示，行为人从事某种积极行为侵害对方的期待债权。因此，其在主观上是过错的。在默示毁约中，由于要以债务人不按期提供履行保证为要件。所以，如果债务人不能按时提供履行保证，则表明债务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相反，大陆法认为，不安抗辩权的成立无须对方主观上存在过错，只要其财产在缔约后明显减少并导致为对待给付的危险即可：至于由于何种原因所引起，在所不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基本上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问题，与大陆法理论一致;而在第六十九条所规定的解除合同条件中，则基本同于预期违约中的“默示毁约”规则，即“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也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该条文表明未恢复履约能力或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当事人存在主观过错。

最后，法律救济不同，就预期违约制度的救济方法而言，在明示毁约中，当事人一方明示毁约时，另一方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作出选择，既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置对方的提前毁约于不顾而继续保持合同的效力，以等待对方在履行期届至时履约。若对方届期仍不履约，则提起违约赔偿之诉。在默示毁约中，预见他方将违约的一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合同而请求对方提供履约保证。如果对方在合理的期限内不能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则可以视为对方毁约，从而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而在大陆法的不安抗辩制度中，先行履行一方的潮流方式是该权利人可以中止合同履行，一旦对方提供充分的担保，则应继续履行自己的债务，不过，如果对方不提供履约的保证，权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大陆法系各国对此规定得相当模糊，判例和学说也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议，我国合同法在这个方面基本持肯定说的立场，明显地受到英美法之预期违约规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