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中国方案”全球瞩目

“作为参会企业家，非常期待这次峰会能够在推进全球经济互联互通、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正在为即将开幕的二十国工商界活动（B20）会议做着最后的准备，他对记者说，他将全程出席B20相关活动，非常关注大会创新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等议题。

不少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均表示，二十国集团（G20）正在从危机应对平台转向长效治理机制，在此背景下，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2016年杭州峰会上，即将出炉的“中国方案”，尤其是在经贸等领域的多个“首次”非常值得期待。

期待：中国方案将出炉

G20杭州峰会设置了“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议题板块。

此前，多个部长级会议和协调人会议已经充分预热和准备，相关成果有望在峰会中最终达成。业内预计，本次峰会将在多个方面达成重要成果，包括：制定创新增长蓝图；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深化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等。这将是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对G20乃至全球贡献出的“中国方案”。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方案”中将会有多个“首次”。例如，将首次提出综合运用包括货币、财政、结构性改革措施促进增长；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将是首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将首次细致描绘全球贸易增长路径图等等。

还有一些会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例如，此前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在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并制定了一套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

“G20的成果可以从‘稳定’和‘提速’两个层面期待。”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稳定层面，在中国的引导下，G20正在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机制建设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之前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发挥作用之外，7月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形成了“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杭州峰会上一个完善国际金融架构的“中国方案”可望诞生。

提速层面，梁国勇指出，2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强调“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促进增长、投资等目标。7月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实现了机制化，批准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杭州峰会的硕果可期。

正如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指出的，中方作为G20主席国，着力推动创新G20机制建设，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平台向全球经济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关注短期政策向更多关注结构性改革转变，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而这也是G20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标本兼治”促增长的理念。

背景：全球经济多重风险待解

本次G20杭州峰会召开之时，正值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度调整和不平衡的矛盾之中，这也是即将出炉的“中国方案”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对于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多位专家表示，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延续了“低增长、大分化”的格局，离“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尽管经历年初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后市场趋于平缓，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交织，一些风险有长期化、常态化趋势。

梁国勇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设定并持续强调的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仍未实现。在他看来，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普遍不佳且分化加剧，发达国家中欧洲、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陷入困境；其二，来自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因素显著增强，加之基础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发展中国家面临持续的资本外流压力，部分国家经济、金融、国际收支和财政收入等方面均遭受严重冲击，个别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其三，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失速，生产性国际投资复苏乏力，国际经贸对增长的推动尤显不足；其四，全球化动能减弱，逆全球化暗潮涌动，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政策影响不可低估。

楼继伟指出，低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主要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疲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投资乏力，近两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全球总需求不足问题进一步凸显。此外，英国脱欧加剧金融市场波动，虽已趋于平稳，但金融市场对主要国家经济数据、政策变动和突发性事件的敏感度上升，对全球金融体系稳健性的挑战加大。

“美联储加息的持续预期，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2016年以来，对美元加息的预期仍在持续，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均受到影响，加大了G20政策协调的复杂性和难度。此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G20联合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下行压力，转型缓慢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将是短期内G20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尤其是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分化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全球价值链发展过程中贸易投资深度融合的趋势，因而迫切需要G20各国互相探讨、相互协作，提出各项有助于支持创新活动的贸易投资政策。

探路：建立长效治理新机制

“G20成员经济总量占全球的85%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共同提振世界经济。”王文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形势下，G20所需发挥的作用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同样重要。G20国家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以应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G20联合研究中心2016年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来，二十国集团应积极推进政策落实，并在创新增长、金融治理、推动就业、共同反腐、消除极端贫困等方面进一步协商，采取更加创新平衡有效的政策。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G20正在从危机应对平台转向寻求世界经济长效治理机制，从“创新”位列此次峰会主题首位也可以看出，世界经济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那么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这些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只有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产品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孙丕恕也从企业角度谈了他对创新主题的理解。

在他看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对旧的经济模式进行颠覆和重塑，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茁壮成长，并通过大数据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引领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数据经济时代。在数据经济时代，数据将成为未来最有价值的资源，大数据的应用将推动跨产业的融合创新和传统产业创新升级，催生众多新型业态，推动创新、创业，从而激发新活力，激活全球经济发展。

“对科技创新而言，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提升其绩效是关键。”梁国勇说，而制度创新则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在各类政策工具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创新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等的作用在寻求增长新动力方面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