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公众号发了一则新闻,正面报道该院检察长接待一起涉黑案件的13名辩护律师。而在接访前,这些律师已经多次去信反映问题,反映基层院办理的案件。
搜索微博中关于“曲靖案”的线索,可以发现这个标签跟“云南耿氏兄弟案”相关联。耿氏兄弟是指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坪村村支书、富源县人大代表、曲靖市人大代表耿光旭及其兄弟耿光照,两人是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涉足煤矿、农业、养殖业等多个行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解决了诸多就业问题。但因为在民间放贷、收账过程中存在一些纠纷,被当地警方在扫黑除恶运动中打成黑社会。而据这些律师们称,这是“模范村支书”、“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扫黑除恶运动中被指控为黑社会。
一个“模范村支书”、“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扫黑除恶运动中被指控为黑社会,也怪不得这么多律师要跑去上访了。
根据律师同行们的经验,上访一般是当事人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无法解决问题,被迫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诉求的活动。律师一般不参与上访活动,因为这是法律途径之外的一种手段。
这13名律师都是谁?又是为了什么样的案件才跑去市级人民检察院上访的呢?
从“曲靖检察”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起涉黑案件。微博ID“真辩君”在转发该报道的时候曾透露,13名律师中有法学教授徐昕和刑法学家罗翔,而且还加了一个“曲靖案”的标签。
到底是什么把这些知名大律师逼到信访的地步?他们的战场是在法庭,可是他们竟然越过管辖的基层跑到市里反映问题,这说明了什么?
扫黑除恶进行到第三年,既取得了一些成绩,又存在太多的问题。为完成指标上纲上线,把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为罚没巨额财产不惜搞逼供信,三家内部协调,诉判一致,辩护空间被严重压缩,二审不开庭维持原判,导致很多涉黑案家属喊冤申诉。随着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接近尾声,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将来会愈发突显。
这几年扫黑除恶中,出现了一批被打成黑社会的民营企业家,其中难免有一些“逐利性扫黑”的现象。地方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成为打击的重点,办案机关以过去十几年里存在的一些纠纷为切入点,以涉黑的名义径行接管企业,查封冻结扣押财产,只要判决没有出现意外,就存在从巨额罚没中“返利”的情况,这非常可怕。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张明楷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返利”机制的危害性,说这是某些办案机关的利益驱动。比如,有报道称,池州市陈氏兄弟涉黑案就是这种典型,2020年5月14日,法院进行宣判时,法庭内外哭声喊冤声不断。
为什么13位知名律师要跑到市检去信访,因为他们深知,涉黑案件虽然都指定在基层法院,但起决定作用的都是市检或省检,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以庭审为中心只是一句口号。在法庭上辩得再好,再把控方证据打得稀里哗啦,都不及上级检察院、法院和扫黑办的批示,很多结果早就是内定好的。异地管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刑讯逼供,查扣冻全部财产,三司内定,诉判一致,庭审走过场,顶格重判,全部罚没,二审书面审,已经成为这类案件的标准套路。
如果大律师大教授们都通过上访而不是通过庭审辩护为被告人喊冤,我们口口声声说的法治还存在吗?有钱请律师的企业家尚且如此,无权无势无钱的草民们,蒙冤的话还有活路吗?
当运动式治理过去后,是留下一地礼花的碎屑,还是远处此起彼伏的喊冤声声?或许,历史会对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有所评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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