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刑诉法是人权保障“试金石”-

对话嘉宾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

卞建林，江苏泰兴人，现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是我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在长期的教学科研过程中，形成了有关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系统学术观点，《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多次获奖，先后参与了1996年和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论证。

“今年全国两会，我最关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教授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个重要看点。其修正案草案在2011年8月、12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在北京西土城路的办公室里，卞建林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纵论刑诉法的地位作用、修法背景和对第三次审议的期待。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审、二审和公开征求意见，本报连续推出了多篇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关注这部法律的修改？它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在卞教授的讲述中，可以找到答案。

A 刑诉法修改，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记者：卞教授，应该说，公众对刑事诉讼法还是比较陌生的。很多人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干违法犯罪的事，所以刑法、刑诉法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们查了一下数据，全国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刑事的只占到十分之一，占比很小。您怎么看刑诉法的地位和作用？它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卞建林：尽管法院每年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不多，感觉与老百姓生活关系不大，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刑诉法的重要性。因为，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主干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诉法的修改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马上就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部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也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刑诉法不是单纯的程序法。有人把它称为“行动中的宪法”，甚至认为它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试金石。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相对于犯罪活动，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人权保障程度。与民诉法、行政诉讼法不同，刑事案件在审理前有侦查活动。而侦查活动是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一种活动。国家强制力的行使，在某种意义上，以限制甚至剥夺相对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比如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每一项都涉及公民的基本权益。如果行为不当或权力没有依法行使，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行动中的宪法”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刑事案件数量少，或者自己没有犯罪、不跟法院打交道，就认为刑诉法与自己无关。虽然从法律的表征上来看，刑诉法赋予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但实际上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基本权利，如享有律师辩护的权利、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都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诉法与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

B 贯彻宪法的规定，须应形势发展需要

记者：现行刑诉法是1979年制定、1996年修正的。十多年后再次修法，社会背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卞建林：从1996年到现在，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次修法的社会背景，我认为以下几点比较重要。

第一，1996年以来，我国两次修宪。“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写入了宪法。这两次修宪，与刑诉法关系非常密切，对刑诉法的修改具有指导意义。刑诉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加大人权保障力度，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

第二，近年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在司法领域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除了对刑事实体法有重要影响，我认为对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也有指导意义。我们看到，这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都是宽严相济的具体体现。

第三，我们经历了几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等方面有不少探索，积累了好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需要及时总结上升到法律层面。

另外一个，这次修改刑诉法也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1996年修改刑诉法以后，紧接着，我国于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特别是后者，与刑事诉讼活动有直接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参考国际公约的有关内容，来完善我国的刑诉法。

所以，这一次的刑诉法修改，要考虑这些新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来回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回应社会公众的期待。

C 立法的宗旨，应强调程序价值

记者：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去年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对这次审议，您有哪些期待？

卞建林：作为研究刑诉法的学者，我们对这次修改有很多期待。过了十多年才有这样一次修改，机会难得，应该把握住机会，尽力完善。最大的期待，就是在总则部分，应该明确立法的宗旨是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为什么希望把这一点写进去？有两个理由。其一，就是刚才说的，宪法已经作了修改，“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进了宪法。既然宪法是刑诉法的母法，刑诉法被称为“小宪法”、“行动中的宪法”，当然也应该改。

其二，现行刑诉法总则部分的缺陷，就在于只强调了惩罚犯罪。我们看，现行刑诉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这种写法，只突出了刑诉法的工具价值，即：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而按照现代诉讼理念，要更多地强调刑诉法的程序价值，也就是刑事诉讼活动本身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里的保障人权，要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节再恶劣，也享有基本人权，在面对公权力的时候也是非常弱小的。

实际上，这些年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在我国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将这一条作为立法宗旨确定下来，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这样一来，在刑诉法所有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处处都要体现这个理念，都要体现对公权力的规制。可以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D 具体制度上，须注意条文间的衔接

记者：那么，总则以外的其他具体制度规定，您还有什么建议？

卞建林：首先，具体的制度上，我认为要注意条文之间的衔接。拿“监视居住”来说，草案一审稿的说明讲得很清楚：“考虑到监视居住的实际执行情况，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比较妥当。”对监视居住的这个定位，我非常赞同，现在大的趋势就是要减少羁押。

不过在具体条文里，我们发现修正案草案又规定：“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那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条件，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另外，草案还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折抵刑期，就意味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是相当于羁押，这就有问题了。

我们知道，近几年公安机关下了很大气力来改革看守所的管理体制。看守所作为法定羁押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些规定，会不会成为规避法定羁押场所的借口？监视居住既然是一种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那么所有具体制度的设计，都应该按照非羁押的思路去设计，不能背离这个宗旨。特别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强调这是一种非羁押的强制措施，而不是侦查手段，不能变味儿。

其次，我还比较关注辩护制度的完善。总的说，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对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作出了很多努力，一审稿明确了案件侦查阶段辩护人介入诉讼的权利；二审稿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些都是进步。

不过，我期待在上大会时能有新的完善，比如进一步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待其承办案件诉讼终结以后，方能追究其责任。”因为，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很多案件还没有结束，事实真相还不清楚，就停下来追究律师伪证罪的责任，这显然不合适。这样修改，就可以先停止其履行辩护职责，等原案终结后再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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