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故事：书记员的故事

法院内部有一条食物链:书记员——法官——庭长。
这几年法院的新面孔来得太快太多,有些人已经没听过大姐姐的传说了。
但这个名号,着实是书记员界一块响当当的牌子。拿过业务大比武的冠军、录过全市书记员的教学视频,一茬茬的书记员、法官助理、法官职业生涯的最初,都在大姐姐手底下狼狈的走过几回。
“打过的字能绕地球一圈”。放这句狠话的同时,大姐姐正吊着肿得跟猪蹄一样的右手,用左手单手敲着明天的开庭笔录。手腕腱鞘炎,书记员用手过度的职业病,据说严重的话右手落下残疾,以后是绝对用不了键盘了。
我问她咋办,大姐姐叼着冰棍含糊不清地吹牛:“姐用左手打的都比你说的快。”这话可能还真不是吹,书记员考评上限是200字/分钟(95%正确率),这个记录,她入院的第二年就做到了。她的手速极限到底是多少,大家说不清楚,只知道的是那年全市比赛280字/分的成绩。这个速度彪悍吗?220字是高级速录师标准,有效速度280,横扫商业速录江湖。
对了,大姐姐年芳18岁来院,至今来院18年整；手握400分的司法考试成绩单,离职的风声传了一年又一年,终于成了书记员中最顽强的钉子户。
18年,她看着法院从那个破烂的小楼到搬进市里盖起高楼再到搬出市区,看着一个个小法官助理磕磕绊绊地成长为法官——资深法官——副庭长——庭长,看着一批批书记员年轻轻地来、轻轻地走,看着一年年当事人闹离婚、闹孩子归谁、闹遗产继承,自己也从小书记员,变成了资深书记员,然后,老书记员。
依然开不完的庭,依然归不完的档,依然接不完的当事人的电话。要到什么时候呢?右手真的残废、碰不了键盘?那多少也算个工伤吧。“想离开吗?”“想啊,可是能去哪儿呢?”“律师、法务、政府关系专员,哪怕是速录师,都比现在好吧。”每次,对话到这里,大姐姐脸上总会露出一种又是迷惘又是温情的表情:“可是,法院是我的家啊。”
北京的一所政法职业学院,输出北京近70%的书记员。和其他学姐一样,小花也从这里毕业。一名小小的“95后”,像一缕欢快的风,在庭室里面自由又快乐地吹来飘去。
别人的局域网命名都是姓名,她的是“小花同学”；别人的办公桌上堆了乱七八糟的卷,她的桌子上一片打眼的粉红,电脑上还带着两只玫红色的兔耳朵；工作任务完成之后要感慨一句“我可真可爱啊”,法官如果忘了赞美还要追问一句“师父你还没表扬我呢”。
小花让人没脾气的没心没肺,差点惹出了大麻烦。那是她刚入职的时候,法官开庭回来,看见工位上放着一打厚厚的、无遮拦的红色人民币,惊得声音都抖了。问钱是哪儿来的,小姑娘欢快地说,“律师给的啊,他说要退赔被害人,我就拿上来了。”问多少钱,小花偏着头说“不知道啊,给我我就拿上来了!”
师父真是一口老血堵在胸口,想骂,可是骂不出口。虽然疏忽离谱的过分,可是自己何曾提前和小花说过半句,书记员缺的厉害,小姑娘来的第一天就匆忙忙的顶上了岗,边错边教,好像是没和她说,案款不要经手,也没说过,千万当心律师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
清点了钱,一共元,退赔款是元,调了监控录像,喊来律师做了笔录,确认了钱数退了钱,这事算是有惊无险地解决了。
师父把小花偷偷拉到会议室,“小花啊,今天你和我算是命好啊,否则的话可能都干不成了。如果对方说钱数不对呢,如果对方跟家属说钱给了法院没开票据呢,或者更险恶一点,如果拍了视频炒作这事儿,说法院和他私下要钱他才给的呢……”
小花红着眼圈低着头,心被内疚填得满满的。她不怕犯错,不怕师父说她,可她怕给师父惹祸。师父宠她,庭里的哥哥姐姐疼她,小花是知道的。
虽然大家总念叨小花考个本科去,她有点烦,觉得自己还没想好考什么专业；虽然案子多的时候小花也常吐槽为什么坏人那么多,他们少犯事她也就没事了；虽然每次发工资前她的工资总花光了,还要靠大家的红包接济,但小花觉得自己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未来什么的,对小花来说还很远,司法考试她没想过,虽然开了很多庭,判刑的依据她还是搞不清楚,但她喜欢加班,喜欢归档,喜欢考级,喜欢开庭,而最重要的是:她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这是我想讲的,小姑娘和老姑娘的故事。是不为外人所知的,隐匿于法院大楼深处的,书记员的故事。
没有人为她们著书立说,没有人宣扬她们的功绩,那是真真正正的青春,真真正正的娇妍与鲜艳,籍籍无名地添进了中国法治的长卷,却不着一字,仅为底色。记住她们的名字吧；因为每份判决书的最后一行,是司法真正的背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