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最高价值是幸福与和平| 为陈良英作无罪辩护

作者：徐昕，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为穷人辩护，为弱者呐喊，是法律人应有的追求。此案系因呼格吉勒图之兄昭力格图介绍，我也确实认为陈良英冤屈，值得同情，才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四到钟祥，多次会见，两天庭审，我完全确认陈良英无罪。感谢刘安鸿法官为我提供诸多便利，我们进行了多次真诚的沟通，也感谢王开忠检察官刚刚提到对陈良英可从轻处罚。

本案非常简单，上访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陈良英上访情有可原，上访过程中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没有强拿硬要，没有扰乱秩序，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陈良英无罪。第一辩护人肖哲从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无罪辩护，我从程序、法理与人情的角度进行补充，两份辩护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1、钟祥市公检法没有管辖权

《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陈良英涉嫌寻衅滋事，犯罪地除5起在钟祥外，其他28起均在北京。故陈良英即使涉嫌犯罪，也应由北京的司法机关管辖，或北京立案，移交钟祥管辖。然而，北京未立案管辖此案，北京不管，钟祥主动管，去抢应由首都管辖的案件，很不合适。而且，北京未立案，应当视为北京公检法认为陈良英不构成犯罪，钟祥公安检察却视为犯罪，这表明两地认定犯罪的标准不一，钟祥的刑事司法过于严苛。

钟祥法院违法受理案件，辩护人提出管辖权异议，钟祥法院开庭前一天口头答复。虽然辩护人尊重法院的决定，但仍对本案的管辖权持有强烈异议。对于管辖权异议，法院应当做出书面裁定，被告人有权提起上诉。即便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对管辖权异议，都要求做出书面裁定，且可上诉，实因管辖权之极端重要。刑事诉讼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关系重大，更应当严格保障被告人的程序利益。推究法理，管辖是司法程序的入口，没有管辖权，导致一切诉讼行为归于无效。先前未碰到类似案例，刑诉法亦缺乏相关规定，此案为我今后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2、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陈良英到北京上访，北京公安作出过若干训诫，《训诫书》内容仅为告知相关法律规定等事项，且未送达陈良英本人。而钟祥公安仅依据北京公安的训诫，又做出若干行政拘留的处罚。这说明三点：第一，陈良英上访的行为至多只是轻微违法；第二，即使违法，陈良英也已经受到过处罚，且受到过两次处罚。第三，再一再二不能再三，陈良英只是上访，没有任何过激行为，不能因为她的上访行为，北京公安训诫，钟祥公安拘留，检察院第三次提请处罚，起诉她涉嫌寻衅滋事罪。“不能让一个人两次踏入同一条危险的河流”，钟祥检察院针对已经进行过处罚的同一行为指控犯罪，明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3、侦查机关丧失中立性

钟祥市维稳小组会议纪要表明， 2014年4月3日、2015年3月5日侦查人员杨兆勤两次参加化解陈良英信访案件的会议。2014年10月2日，杨兆勤因陈良英到北京上访而对其进行讯问，且以此讯问笔录作出行政处罚，拘留10日。在本案2015年7月6日立案侦查之前，杨兆勤就负责包保陈良英，是维稳陈良英工作组的主要成员。杨兆勤基于发现犯罪之由报案，刘伟受理，又由杨兆勤批准，相当于自己向自己报案。尚未启动侦查程序，杨兆勤就心有预设，依刑诉法相关规定，杨兆勤本应回避，但却参与了本案整个侦查过程，本案大部分笔录由杨兆勤和刘伟收集制作，陈良英拒绝签名，调查取证的客观性、中立性难以保障。且其调取的多项证据均在本案立案之前，立案前就对本案

进行侦查，获取的证据不能在本案中使用。

4、政法委安排维稳，干预个案

案卷中的鄂综治办文件，要求各地政法委督促公、检、法统一执法思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部有关指导意见，借鉴辽宁、山东、浙江、海南等外地做法，对上访人员依法予以严惩，切实形成违法必究的鲜明导向。附表列明应打击的上访人员名单中就有陈良英。钟祥市维稳小组会议纪要表明，对陈良英刑事立案之前，杨兆勤两次参加钟祥市维稳小组会议，后又负责全案侦查，完全可以推定本案是钟祥市维稳小组及政法委安排和干预的个案。为维稳而将陈良英送进牢笼，涉嫌对陈良英进行打击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