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的使命（九）：有意义的治理改革

编译：张骁华

【摘要】本文旨在分析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的行为。首先回顾股东诉讼的基本形式，以及此可能给共同基金投资者带来的好处。然后审查十大共同基金是否以及如何参与股东诉讼。本章开始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可行的一些方案的讨论，这次重点讨论确保投资组合内诉讼有效威慑作用的方案。

【关键词】共同基金 股东诉讼 估值诉讼

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的使命宣言

一、在投资组合之外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二、确保投资组合内诉讼的有效威慑

三、通过诉讼实现有意义的治理改革

通过消除收购或激进主义障碍以及改善公司合规计划，股东诉讼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共同基金有志于改善公司治理，他们应该考虑利用诉讼作为工具。此外，治理改进对整个投资组合的系统性改善有益，更有理由期待共同基金为改善治理而提起诉讼，正如他们为改善威慑而提起诉讼一样。

但影响指数基金投票的问题，同样也影响到管理层诉讼---共同基金不太可能知道如何改善投资组合中某家公司的治理。公司治理作为术语容易理解，也容易知道它们对公司绩效的一般影响，例如，董事会，更换董事会可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对某一特定公司来说最优治理移位置什么是很难说明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安排。即使是董事会也能提高某些公司的业绩。因此，要知道什么对一个特定公司是最好的，需要有高度的公司特定信息。

在评估特定治理安排对公司的具体影响时，共同基金通常处于不利地位。指数基金尤其缺乏获取公司特定信息的投资动机，因为它们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保持与整个市场一致，降低投资成本。主动型基金可能更有动力去获取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与同一基金家族的指数基金分享信息。但是这种类型的信息共享并不总是有效的。与指数基金相比，主动型基金所占市场份额通常要小得多。在对投资组合公司的分析中，他们可能不会考虑治理的影响。而且他们经常搞错。免费搭乘主动型基金的努力，并不总能为指数基金提供足够的信息，以智能地分析治理安排。

然而，利用诉讼来确保治理改革的决定与依靠投票和参与是不同的。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律师的介入，这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一方面，值得信赖的律师可以寻找治理诉讼的机会，并将其呈现给共同基金集团。虽然共同基金往往缺乏特定公司的信息，但涉及严重不当行为的案件可能会显示出足够的危险信号，以证明继续进行的决定是合理的。随着诉讼的进展，诉讼过程本身将披露更多信息，帮助律师和共同基金管理人员起草解决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

再回顾以下前面章节的例子。事实证明，治理诉讼是消除股票期权倒签丑闻危害的有效工具。同样，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对IAC的干预成功地阻止了管理层通过发行无表决权股票来巩固其对公司的控制。最后，由于21世纪福克斯公司的派生诉讼的和解，工作场所专业和包容委员会成立了，借以纠正合规程序的缺陷，改善工作场所环境。虽然不确定这些项目是否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但这种治理改革只是在诉讼程序之后才出现的，这给了原告一个机会，以公司的具体需要为目标进行改革。这一过程可能并不完美，但与通常在股东提案中提出的一刀切的治理改革相比，它基于更好的信息进行运作，并提供更细致的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利用诉讼来实现治理改革也伴随着风险，即诉讼被利用来推动毫无价值的改革，而仅仅是为了被告公司的费用。如果收费成本大于改革带来的好处，那么投资者就会受到诉讼的伤害，而不是受益。这表明，共同基金在监督治理诉讼以确定诉讼代理成本方面的作用，可能与通过诉讼产生治理改革同样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当委托人不愿意付胜诉费时，共同基金应该考虑使用内部律师来评估是否提出索赔诉讼，并监督最终提起的任何诉讼的进行，应为内部律师的工资不取决于索赔的结果。由于内部律师没有动机继续诉讼，而非为公司提供合法利益，他们可以被信任能够自愿驳回无价值的索赔。

【参考文献】

1. Sean J. Griffith† & Dorothy S. Lund: <A Mission Statement for Mutual Funds in Shareholder Litigation>[J],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7:114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