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14位法学专家挂职最高检

10年前，刘艺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前往西南政法大学任教，10年后她回到北京，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

近日，最高检迎来5位挂职法学专家，他们将分别挂任最高检相关部门副厅长职务。和刘艺一起到最高检挂职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黎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远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荣军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品新。从教书育人到执法办案，角色的转变给他们带来新挑战。

研究与实践融合

最高检实施法学专家挂职制度已10年整。10年来，挂职专家积极投身司法实践，积极参与检察工作重大决策，承担检察理论、检察改革和检察实务研究，促进了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深度融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法治工作队伍”概念，将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纳入法治工作队伍范畴。同时，要求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

黎宏曾经在基层检察机关挂职4年，从基层机关到最高检挂职是一次全新的体验。黎宏说：“基层检察院挂职面对的是具体个案，最高检挂职考虑的是国家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普遍适用。理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脱离了实践教学和研究是言之无物的。”

刘荣军与检察机关的缘分同样很深，大学毕业实习就在检察机关，工作中与检察机关的接触也很密切。刘荣军说：“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不可分割，此次挂职给我一次从内部观察、学习的机会，我会做好检察机关的参谋，为检察机关的理论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法律运用是法学的活水之源，法学研究的意义也应当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刘艺是第一位从外地高校赴最高检挂职的学者，她很庆幸能近距离观察司法改革和了解检察实务。她说，从事行政法研究教学多年，此次在民事行政检察厅挂职，会让她对民事检察、刑事监督有更深的理解。

挂职不能搞虚的

长期研究犯罪预防工作的张远煌认为，挂职不能搞虚的，要解决实际问题，将基层的声音传递上来。

张远煌介绍说，社会对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需求相当强烈，各地检察机关亮点颇多，如河南检察机关主动介入政府采购药品，成本下降20余亿元；甘肃等地检察机关将惠农资金的发放情况全部上网，解决了惠农资金虚报、冒领问题。打击和预防工作同样重要，但相对于其他检察业务，预防工作没有具体法律支撑，在挂职期间他将努力推动预防立法。

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合理配置权力、推进检察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刘艺说，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改革的意义重大，对检察机关是一项艰巨任务。用公权力机关监督公权力，首先需要检察机关有与被监督的行政机关相匹配的地位、人力、物力和财力。行政机关所管理的范围广泛，机关类型和人数众多，检察机关要建立起能与之抗衡的组织和职权实现监督功能显然不现实。因此，行政检察监督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机制设计上。在机制设计上将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相结合，以期让行政检察监督机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刘艺建议，民行部门要在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实践中探索规律，积累经验。这一过程中，检察机关内部应整合公诉、预防、职侦、民行等部门的力量，把犯罪预防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结合起来，把公诉中民事公益诉讼推动开来，优化力量，形成法律监督的新格局。

刘艺告诉记者，她将把接下来两年的工作重心放在民事行政检察上，协助民行部门完成司法改革任务、解决疑难问题，为行政检察的拓展提供理论支撑，为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贡献力量。

近年来，刘品新的主要精力放在法学和信息技术的交叉研究上。他在调研中发现，科技强检最大的障碍是业务和技术两张皮，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相互抱怨。他认为，融合是大势所趋，要将技术部门打造成检察机关的战略资源部队，协助业务部门办好案。

已形成规范化制度

2006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3位法学专家被任命为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研究室副主任和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成为最高检历史上第一批挂职专家。

据统计，自2006年起，共有14名法学专家先后在最高检挂职，法学专家挂职最高检已经形成规范化制度。

2009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选任法学专家、学者到检察机关挂职”被首次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同年6月，最高检公布第二批法学专家挂职名单，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教授李希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3位法学专家名列其中。

2013年5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3位法学家成为第3批挂职人员，他们分别担任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侦查监督厅副厅长、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

曲新久说:“过去是从外部研究的角度看问题，检察机关的挂职经历给我提供了内部视角，对很多理论问题的理解更加透彻，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