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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举报作为群众监督转化为党内监督的重要途径,是纪检部门监督执纪的重要线索来源。基层纪检部门接受信访举报的重点对象是谁、重点问题有哪些?普通民众有哪些信访举报误区?如何举报最有效?日前,云南曲靖市纪委对过去一年的举报信息进行了分析。
将非纪检监察对象“贴上”党员的标签进行举报,造成不少业务范围外信访举报
2016年,曲靖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2441件(次),其中,来信1391件,仍占全部信访数量一半以上。而网络举报有513件,同比增加334件,上升比例高达186.6%。
1932件为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涉及各类违纪行为2129件(次),占信访总量近80%。其中违反政治纪律行为15件,仅占0.7%;但违反廉洁纪律行为420件、违反群众纪律602件以及涉法行为741件,占82.8%,成为群众反映的焦点。
涉及农村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有1039件,占检举控告总量的53.8%,同比增加452件,上升77%;而反映县处级领导干部77件,仅占检举控告类的4.0%。对此,曲靖市纪委信访室副主任殷红云分析,农村党员干部检举控告数量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干部基数较大又恰逢2016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群众对基层腐败的反感。
令人欣慰的是,2016年业务范围外信访事项第一次大幅度下降。2016年曲靖市业务范围外信访493件,占总量的20.2%,同比减少171件,下降超过1/4。
“一些村民因与村干部有矛盾,便举报村干部贪污挪用;但经过核实,一些被举报人既不是党员,也不存在举报反映的问题,而是与举报人发生过纠纷。”殷红云介绍,有的群众因个人诉求的解决未达到其预期,将业务范围外的信访事项,贴上主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等标签进行举报反映;有的甚至将非纪检监察对象“贴上”党员的标签进行举报,是造成业务范围外信访举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个别人为了泄私愤,光是举报件就积攒了半米高,举报人还找了三四个人每周来纪委询问案件查处进展情况。”沾益区纪委信访室主任包广毅说。
线索要具体,减少发泄式举报,单纯涉法涉诉信访纪委不办理
“我们村里村官贪污腐败、横行霸道”,如此“言简意赅”的“三无”举报件(无地名、无人名、无具体事情)十分多见。
“这样的信访举报太模糊,根本无从查起。”殷红云认为,目前信访举报的总体质量并不乐观。
“线索要具体,可查性是关键。一个道听途说的举报,可能意味着三五名纪检干部要白忙活一个星期。”殷红云说,“只有提高信访举报的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纪检部门监督执纪的作用。”
以沾益区为例,2016年171件问题线索中符合立案条件的仅18件。“选举类举报24件,查实2件,乡科级举报48件次,查实2件,从线索有效性来说,信访举报有效性远比不上审计移送或纪委主动监督。”沾益区纪委书记黄海鸥说。
除了发泄式举报,涉个人利益的不当举报同样困扰着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规定,纪委不办理单纯涉法涉诉信访,但不少群众在举报过程中又会反映其中干部不作为、滥作为问题,纪委只能介入调查。但即便调查,也只是就是否‘不作为’‘滥作为’进行调查,涉及具体工作还得交由相关部门处理。”师宗县纪委书记陈玉澎说。
实际上,各级纪委均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开展工作。“业务范围内的案件,即使越级上访也会受理;如果纯粹业务范围外的上访,则会建议去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不知情也是制约信访举报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师宗县龙庆乡豆温村几位村民告诉记者,直到拿到了乡纪委退回的补助款,他们才知道自己补助被挪用了。“一共11户被挪用,可只有三四户向乡里反映情况,而他们之所以知道被挪用,还是在外打工的家人回家时发现的。”龙庆乡纪委书记陈冲说。
“农村举报者很难接触到村务、政务、财务信息,让他们提供特别具体的案件线索也不现实。”黄海鸥介绍,目前该区通过推进农村村务、党务、财务公开,农村干部贪腐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此外,被信访举报最多的农村干部存在“相对好查,但不好处理”的困境。“有的非党员村官在出租村集体资产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纪检监察部门并没有处理权限,只能交由基层政府或民政部门依据村民自治法规处理。”
举报人应尽可能署真名,通过网络举报,纪委处理最快捷
曲靖市纪委信访室主任耿利建议,信访举报人应尽可能署真实姓名。曲靖市2016年对实名举报并且线索具体、可查性强的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向实名举报人公开承诺限期办理、反馈结果。“纪委有一整套程序为举报人保密,举报者大可放心。”殷红云表示,举报者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提供虚假姓名会无端浪费纪检监察部门查办力量,无形中影响了真正有价值线索的查办。同时,信访举报者应该尽量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举报,尽量不要越级,这样不仅节约信访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在基层,普遍存在“信县不信乡,信上不信下”的现象。为了能尽快办理相关信访举报,不少举报者会向中央纪委举报,从中央、省到州市县乡所有层级纪委都寄送举报信,但上级纪委收到信访举报件后一般都会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交由相应层级纪委处理。“不少群众不愿到乡镇举报,无形中增加了县里信访举报的压力。”黄海鸥说,有时候县纪委接到的信访举报都已经处理完了,上级纪委转办的相关举报件才收到。
实际上,转办并不意味着交办纪检机关就成了“甩手掌柜”。2016年曲靖市对扶贫领域信访举报件有具体要求:“对认定举报不属实的,进行重点审核。经审核认为不符合标准和要求的,坚决予以退回,视情况要求补报材料、补充办理或重新办理。对中央纪委、省纪委重要督办件,还需经纪委监察局主要领导批准后上报。”
“能上网就别打电话,能打电话就别写信,能写信就尽量别来访。”殷红云告诉记者,单纯从举报方式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最快捷的是在纪委邮箱、网站、客户端等渠道的网络举报。“以向曲靖市纪委举报某村官为例,如果是网络举报,曲靖市纪委可以通过监督执纪问责系统直接转办;但如果是寄送举报信,则要首先录入系统再进行转办,办理时间反而更慢。”
耿利介绍,为了让群众上访举报更精准,目前曲靖市纪委已在制定通俗版的信访举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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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纪检报告:举报贪腐要具体 实名更靠谱
信访举报作为群众监督转化为党内监督的重要途径,是纪检部门监督执纪的重要线索来源。基层纪检部门接受信访举报的重点对象是谁、重点问题有哪些?普通民众有哪些信访举报误区?如何举报最有效?日前,云南曲靖市纪委对过去一年的举报信息进行了分析。
将非纪检监察对象“贴上”党员的标签进行举报,造成不少业务范围外信访举报
2016年,曲靖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2441件(次),其中,来信1391件,仍占全部信访数量一半以上。而网络举报有513件,同比增加334件,上升比例高达186.6%。
1932件为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涉及各类违纪行为2129件(次),占信访总量近80%。其中违反政治纪律行为15件,仅占0.7%;但违反廉洁纪律行为420件、违反群众纪律602件以及涉法行为741件,占82.8%,成为群众反映的焦点。
涉及农村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有1039件,占检举控告总量的53.8%,同比增加452件,上升77%;而反映县处级领导干部77件,仅占检举控告类的4.0%。对此,曲靖市纪委信访室副主任殷红云分析,农村党员干部检举控告数量较多,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干部基数较大又恰逢2016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群众对基层腐败的反感。
令人欣慰的是,2016年业务范围外信访事项第一次大幅度下降。2016年曲靖市业务范围外信访493件,占总量的20.2%,同比减少171件,下降超过1/4。
“一些村民因与村干部有矛盾,便举报村干部贪污挪用;但经过核实,一些被举报人既不是党员,也不存在举报反映的问题,而是与举报人发生过纠纷。”殷红云介绍,有的群众因个人诉求的解决未达到其预期,将业务范围外的信访事项,贴上主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等标签进行举报反映;有的甚至将非纪检监察对象“贴上”党员的标签进行举报,是造成业务范围外信访举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个别人为了泄私愤,光是举报件就积攒了半米高,举报人还找了三四个人每周来纪委询问案件查处进展情况。”沾益区纪委信访室主任包广毅说。
线索要具体,减少发泄式举报,单纯涉法涉诉信访纪委不办理
“我们村里村官贪污腐败、横行霸道”,如此“言简意赅”的“三无”举报件(无地名、无人名、无具体事情)十分多见。
“这样的信访举报太模糊,根本无从查起。”殷红云认为,目前信访举报的总体质量并不乐观。
“线索要具体,可查性是关键。一个道听途说的举报,可能意味着三五名纪检干部要白忙活一个星期。”殷红云说,“只有提高信访举报的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纪检部门监督执纪的作用。”
以沾益区为例,2016年171件问题线索中符合立案条件的仅18件。“选举类举报24件,查实2件,乡科级举报48件次,查实2件,从线索有效性来说,信访举报有效性远比不上审计移送或纪委主动监督。”沾益区纪委书记黄海鸥说。
除了发泄式举报,涉个人利益的不当举报同样困扰着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规定,纪委不办理单纯涉法涉诉信访,但不少群众在举报过程中又会反映其中干部不作为、滥作为问题,纪委只能介入调查。但即便调查,也只是就是否‘不作为’‘滥作为’进行调查,涉及具体工作还得交由相关部门处理。”师宗县纪委书记陈玉澎说。
实际上,各级纪委均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开展工作。“业务范围内的案件,即使越级上访也会受理;如果纯粹业务范围外的上访,则会建议去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不知情也是制约信访举报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师宗县龙庆乡豆温村几位村民告诉记者,直到拿到了乡纪委退回的补助款,他们才知道自己补助被挪用了。“一共11户被挪用,可只有三四户向乡里反映情况,而他们之所以知道被挪用,还是在外打工的家人回家时发现的。”龙庆乡纪委书记陈冲说。
“农村举报者很难接触到村务、政务、财务信息,让他们提供特别具体的案件线索也不现实。”黄海鸥介绍,目前该区通过推进农村村务、党务、财务公开,农村干部贪腐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此外,被信访举报最多的农村干部存在“相对好查,但不好处理”的困境。“有的非党员村官在出租村集体资产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纪检监察部门并没有处理权限,只能交由基层政府或民政部门依据村民自治法规处理。”
举报人应尽可能署真名,通过网络举报,纪委处理最快捷
曲靖市纪委信访室主任耿利建议,信访举报人应尽可能署真实姓名。曲靖市2016年对实名举报并且线索具体、可查性强的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向实名举报人公开承诺限期办理、反馈结果。“纪委有一整套程序为举报人保密,举报者大可放心。”殷红云表示,举报者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提供虚假姓名会无端浪费纪检监察部门查办力量,无形中影响了真正有价值线索的查办。同时,信访举报者应该尽量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举报,尽量不要越级,这样不仅节约信访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在基层,普遍存在“信县不信乡,信上不信下”的现象。为了能尽快办理相关信访举报,不少举报者会向中央纪委举报,从中央、省到州市县乡所有层级纪委都寄送举报信,但上级纪委收到信访举报件后一般都会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交由相应层级纪委处理。“不少群众不愿到乡镇举报,无形中增加了县里信访举报的压力。”黄海鸥说,有时候县纪委接到的信访举报都已经处理完了,上级纪委转办的相关举报件才收到。
实际上,转办并不意味着交办纪检机关就成了“甩手掌柜”。2016年曲靖市对扶贫领域信访举报件有具体要求:“对认定举报不属实的,进行重点审核。经审核认为不符合标准和要求的,坚决予以退回,视情况要求补报材料、补充办理或重新办理。对中央纪委、省纪委重要督办件,还需经纪委监察局主要领导批准后上报。”
“能上网就别打电话,能打电话就别写信,能写信就尽量别来访。”殷红云告诉记者,单纯从举报方式看,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最快捷的是在纪委邮箱、网站、客户端等渠道的网络举报。“以向曲靖市纪委举报某村官为例,如果是网络举报,曲靖市纪委可以通过监督执纪问责系统直接转办;但如果是寄送举报信,则要首先录入系统再进行转办,办理时间反而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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