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平台or骗捐温床？ 网络筹款灰色地带谁来监管

一年时间，一家网络众筹公司发起了2.3万多例医疗个人求助项目，筹款总额超过1.8亿元，379万多人次参与捐款。

从5月20日起，网友“午后狂睡_Silent”在微博上连续发表《轻松筹?另类发家致富手段》系列文章，质疑在轻松筹网络平台上筹钱的病人往往夸大治疗费用，筹款的目标金额可以随意更改，病人在拿到善款后用途不明，且平台在每笔善款中抽取2%的手续费。

　　

“午后狂睡_Silent”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在轻松筹上筹钱的病人实际是在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卖惨骗捐”。

　　

这不是轻松筹第一次受到质疑。这家在2014年年底由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网络众筹平台，从开始做医疗个人救助就受到过公众质疑，其是否具有公开募捐资质、对于求助者的信息审核、所筹善款如何管理、求助者善款使用的后续监管等问题备受关注。

　　

个人求助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于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初开发轻松筹的主要目的是为在朋友圈转发的众筹项目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展示页面，更方便转发，对于捐款也有一个透明的展示，上面有筹款人的项目介绍、目标金额和已筹集金额、捐款人的名字以及捐款数额。

　　

随着众筹项目的增多，轻松筹开发了自己的客户端，不再完全借助微信传播。打开轻松筹客户端，有“微爱通道”这一专门服务于大病救助项目的选项。与其他项目不同，在“微爱通道”筹款治病的项目均不允许公开展示，只能在朋友圈内传播。

　　

于亮告诉记者，轻松筹上所有医疗救助项目的发起人均为个人，其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或直系亲属治病，且信息只能在朋友圈内传播，属于个人求助行为，个人求助不在将于9月1日起实施的《慈善法》规制范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人求助这种“法律不禁止、《慈善法》不调整”的行为，特别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个人求助，如何规范确实值得关注。

　　

杨思斌介绍说，《慈善法》规定的慈善募捐是以慈善组织为主体，为了慈善目的开展的募集财产活动，轻松筹进行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民法意义上的赠予行为，但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中有一条是诚实信用，双方的赠予、接受行为必须为双方真实的意思，“也就是说，捐钱给你是救急救难的，如果善款没有用于这个目的，其赠予合同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

　　

杨思斌同时表示，如果轻松筹发起人编造身份或求助信息，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

　　

媒体和公众的另一质疑集中在轻松筹在所有善款中抽取2%的手续费是否过高。于亮解释说，不仅是个人求助医疗救助的项目，所有在轻松筹上筹款的项目，平台都会从筹集到的资金中抽取2%的手续费。这是为了支付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手续费用。同时，只有善款最终到达项目发起人账户上，轻松筹平台才从中扣取手续费。在此之前，所有善款均保存在轻松筹专门为大病救助项目开通的银行账户上。

　　

聊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杨道波认为，轻松筹作为商业平台，自然有获利的要求，收取2%的手续费也是正常现象，“轻松筹为病人提供了发布个人求助信息的平台，病人则是委托其发布信息。”

　　

严谨的审核机制能否规避法律风险

　　

截至今年2月，轻松筹平台上共发起了23464例大病求助项目，筹款数额达1.8亿多元。面对如此庞大的筹款数额，于亮坦言，轻松筹面临的最大法律风险就在于如何确保求助人的信息真实。

　　

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轻松筹在审核上投入了很大人力，并制定了自己的审核流程，力求确保病人身份、病情信息真实。

　　

记者在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看到，共有100名左右审核人员，其中包括30名后台审核人员和70名电话客服人员。“每天大约有五六百个项目，我们都是一一人工审核。”一位审核人员说。

　　

所有在轻松筹上发起“大病救助”项目的病人，必须上传本人手持身份证原件的照片，从而确认病人的身份。对于外界质疑的“身份证可以造假”的问题，于亮说，因为照片中要求是身份证原件，本身就比复印件造假难度高很多。假如身份证是PS的，将图片放大后就可以明显看到PS痕迹。

　　

“身份证号和姓名是否对得上，可以直接在国家指定的接口查询。查一个人需要付费两元。”于亮说，轻松筹每年要付出40多万元的查询成本。

　　

而那些本人不具备发起项目能力的病人，比如儿童、老人等，如果由其直系亲属发起项目，除了上传病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外，还需要病人的直系亲属上传户口本原件或结婚证等，以证明其与病人的关系。在对病情的审核上，轻松筹要求病人上传公立医院两年以内的病历和诊断证明。如果是民营医院的病历，则不允许发起筹款。病人自己描述的病情，都由工作人员与病历上的说明对比，看是否属实。

　　

为控制善款的数额，轻松筹规定筹款时间最多为30天，且募集善款达到目标金额后，捐款通道立即关闭。

　　

另外，为确保善款能够直接支付给发起人，轻松筹要求接收善款的银行卡必须是病人本人、病人直系亲属或医院账户的。该银行卡卡号在发起求助时就要填写，之后不得自行修改。

　　

对于被举报的求助项目，审核人员会打电话向筹款人及其主治医师等核实情况，发现是假的，筹款全部原路退回。即便项目确定是真实的，如果举报人仍对项目存疑，也可以申请退款。于亮说，2015年，轻松筹大病救助这一块，退回的善款共计1600多万元。

　　

善款使用监管空白亟待解决

　　

于亮坦言，发起人在接受善款后，究竟把善款用到了何种用途、病人此后是否有医保报销，目前的监管上都是空白。

　　

“午后狂睡_Silent”在微博中提到，一位尿毒症女士的丈夫为她在轻松筹上筹款60万后，因女士家人不愿捐肾，丈夫向女子提出离婚，之后善款去向不明，女士的病没有得到治疗。

　　

于亮解释说，该女士的丈夫确实为她设立了一个目标金额为30万的筹款项目，最终筹到197158.6万元。筹款期间也确实发生了夫妻离婚的情况。轻松筹方面也接到了女方的举报。

　　

之后，轻松筹工作人员联系了当地政府部门对情况进行了确认。随后要求男方必须修改提款银行卡卡号，将善款直接打到女方病人账户。因为男方多次拒绝修改，提款申请最终也没有通过，目前资金还在锁定中。

　　

而对于其他剩余善款的用途问题，于亮说，平台对这一块确实无法控制，只能从道德上对当事人进行劝说。轻松筹提倡筹款人时常更新动态，包括善款到手后，保持更新病人病情、治疗情况等。“但这些只能提倡，并不能强制”。

　　

“午后狂睡_Silent”还提出，在轻松筹上一位需要换髋关节的病人，设立的10万元目标金额过高，最后换关节只需要3万，而且病人医保还会报销85%的费用。

　　

于亮说，这个案例有不属实的情况。轻松筹的工作人员也联系到了病人的主治医师。据该医生介绍，该病人的左右腿都需要换髋关节，费用约为10万元。同时，该病人实际筹款6天后，只筹到了1.2万余元，根据轻松筹平台以往的规律，发起众筹7天后，筹款金额几乎不会再增加。也就是说，该病人最后能够筹到的金额可能不会超过1.5万元。

　　

至于如何确认病人有无医保报销，于亮说，在这一块确实无法监管，一般情况下，病人的医保报销都是在筹款之后才会发生，病人面临着急需用钱的问题，所以选择在轻松筹上筹款。至于事后有无医保报销，病人通常不会在求助信息上写，平台也没有能力去一一确认，更没有权力将报销的金额追回。

　　

此外，对于文章中质疑的目标金额可以随意更改的问题，于亮也承认，在这点上确实考虑不周，起初自己制定这个规则的想法是，有些病人可能担心筹不到钱，一开始写的目标金额会很少，筹款可能不够用。这时候如果再发起一个项目，可能不如第一次的传播效果好。因此，发起人可以在页面上自己更改目标金额，更改过程会以动态的形式显示在页面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目标金额的变化。

　　

“我们现在也觉得这种改动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在下一个版本中将会作出改变。”于亮说。

　　

而此前网络上关于筹款人经济条件的质疑，于亮说，平台之所以不要求筹款人必须有贫困证明，是因为很多家庭是“因病致贫”，如果限制了必须是低保人员才能申请求助，那么会有一大部分需要帮助的人被拒之门外。

　　

杨道波也表示，轻松筹这类网络众筹平台，所要履行的法律义务主要在审核。如果审核过程没有问题，后续善款的使用以及病人有意隐瞒医保报销等信息的问题，实际上不在平台的监管范围内。

　

于亮对记者表示，他希望对这些问题存疑的捐款人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轻松筹公司将全力配合提供各种证据资料。

但维权成本往往高出捐款人的捐款数额，也成了此类问题走司法途径的绊脚石。

　　

与慈善组织合作能否解决监管难题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云项目办主任朱爱晶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今年1月轻松筹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轻松筹微基金”，希望利用轻松筹便捷、高效的网络平台向社会筹款，用于基金会开展的一些大病救助项目。“目前这个平台计划在6月下旬上线试运行。”朱爱晶表示。

　　

从今年年初开始，运行919大病救助慈善项目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轻松筹合作，“我们目前的合作模式是，由它们进行求助者的身份、病情信息核实，提供网上捐款平台，而后续善款使用的监督，我们利用慈善组织的现有力量来进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常务副秘书长肖隆君介绍说。

　　

杨思斌表示，轻松筹是提供个人求助信息展示、募集捐款的网络平台，尽管只是通过朋友圈进行一次次转发，但已突破了熟人的范围，具有一定的“针对不特定公众募捐”的特征，因此，轻松筹应当承担更多的善款使用监督责任。

　　

“慈善法规定了民政部门对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行为的，拥有一定的行政处罚权力，慈善法实施后，具体可能还需要研究观察。”杨思斌认为，轻松筹在目前医疗保障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发挥了一定的救急救难的作用，整个社会的慈善文化培养需要一个过程，应当引导公众通过合法登记认定、拥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捐款表达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