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税法草案或年内审议 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强化

企业作为法律关系中主要的主体，不但是社会经济的创造者，还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导致方，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依法实现企业的环境责任有着重要意义。环保税法草案审议通过后或将加重企业的环保责任，但如何强化他们的法律责任却不能仅靠一部法律。

 

环保税法草案或年内审议 数百亿环保税开征可期

 

目前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正在进行最后完善，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前由国务院审议通过草案。

 

接受采访的专家称，明年上半年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有望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亿元规模的环境保护税开征可期。

 

开征环境税已研究多年。记者了解到，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或将明确，征税对象分为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等4类，征税标准与现行的排污费收费标准基本持平。对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加倍征收环保税。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下半年相关部门提高了排污费的征收标准，总体看，我认为环境税的税收标准基本把排污费平移过来，税率水平是比较适中的。”

 

发改委、财政部和环保部联合印发的通知规定，2015年6月底前，各省(区、市)要将废气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至不低于每污染当量1.2元，污水排污费征收标准不低于每污染当量1.4元。与2003年以来的排污费标准相比，污水类和废气类污染物排污费标准翻了一番。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步要完成环境保护费改税，使其征收规范起来。未来，税率税额表可能微调。”

 

张斌认为，现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而原来排污费的标准偏低，环保税税负理想的参照标准就是污染物治理的成本。从这个角度看，征求意见稿的税率标准整体是偏低的，不排除整体税负略微提高一点的可能性。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也说：“排污费向环境税转轨过程中，不宜提高太多，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基本持平现行排污费比较合适，但如果在排污费基础上略微增加也不是不可能。”

 

环保系统有关人士此前曾表示，目前中国对规模以上大企业的排污费征缴率达90%以上。但一些难以监测或分散的企业，征缴率还比较低。“地方行政干预影响排污费收缴率等非业务因素也不能排除。”

 

“将来环保税执法会更严格，原来收费有可能收不上来，存在协议收费现象。将来税收征管严格，可能对企业来说负担会有所增加。”张斌说。

 

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4年排污费解缴入库户金额186.8亿元。专家称，费改税后，每年环境保护税的规模应高于排污费规模，或达数百亿人民币(6.383, 0.0130, 0.20%)。

 

此外，专家称，环境保护税法很有可能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法律中规定税率地方自定；二是由全国人大确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浮动税率，再由地方在浮动税率范围内自主确定当地税率。”刘剑文称，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些。

 

张斌表示：“环境保护税的确有地方性特征，每个地方的环境承载能力不同，应该给地方在税额、征税范围等方面有一定授权。不过，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的‘适当上浮’太弹性，需要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上浮。防止地方打着保护环境的幌子提高税率，实际是为了取得更多财政收入。”

 

目前我国鼓励污染重点防治区域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制定高于全国标准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北京市和天津市提高幅度较大，达到调整后的新标准的数倍之多，排污费收费水平相当于调整前标准的十倍左右。”苏明说，“费改税后，这两地的税率水平也有望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

 

对于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专家表示不会在环境保护税法中做出规定。不过，接受采访的专家均称绝大部分收入应当归地方所有。

 

“环境保护的职责主要是地方政府。一般污染物会影响到局部地区，外部性相对比较小，污染排放信息也主要是地方掌握，地方政府应主要承担环境保护的职责。因此环境保护税应80%左右归地方、20%左右归中央。”张斌称。刘剑文则建议全部收入划归地方。（经济参考报）

 

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强化

 

企业的环境责任分为企业环境道德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责任。企业环境道德责任是以最基础的环境法律责任为根本的。所以，只有企业达到法律法规所要求的标准时，才算达到了企业环境责任的最低标准。因此，企业的环境责任是社会责任的延伸，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则是企业的环境责任的组成部分。

 

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内容

 

（一）环境破坏与污染后企业的治理责任

 

企业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法律拟制“人”，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面对企业对于环境的污染及破坏，具有多种惩罚措施，但是面对已构成的危害结果则必须治理。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该法律强制力和处罚力为手段达到维护生态平衡的目的。行政罚款为对企业实施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治理则为对企业违法行为所造成危害后果的否定评价。因此，具体来说对于企业的破坏与污染行为所应承担的为惩罚与治理责任。

 

具有两种治理方案：方案一，企业的治理为其造成污染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直至恢复到一定阶段的全部投入，而恢复至一定阶段的标准由相应环保部门作出评估意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方案二，由该企业委托国家投入相应的人员、物力、设备等。即先由环保部门对其投入进行估算，由企业出资，国家治理。而非企业在一次性罚金后将治污的责任和负面影响由国家和公众去解决、承担。

 

以上方案的实施，必须要求环保有关部门承担相应的评估工作。评估工作的大量产生，则要求吸纳众多的高学历、高技术的环保科研和技术人员并需引进大量的检测设备，使得环保有关部门的检测权威得以树立，执法力度和公信力加大，杜绝了产生执法标准和执法力度不严的诟病。

 

（二）环境破坏与污染后企业的民事责任承担

 

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影响面大、破坏性强，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如果在治理和民事赔偿方面处理不好的话容易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和无法估量的巨额损失。行政处罚仅仅是对企业违反法律而引起的第二义务，民事赔偿才为企业对于造成污染及被影响的受害者的补偿。

 

在民事赔偿方面，首先是要解决赔偿资金来源的问题。在污染和破坏事故面前，一个企业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承担巨额赔偿的。就算企业在承担赔偿之后，其的发展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将会面临发展方向的缩小和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因此，要在确保民事赔偿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分散企业风险，消除企业发展顾虑。所以，应该要求企业参加环境责任保险。企业参加环境保险后，将侵权责任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向受害者赔偿，保险公司通过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来支付，但实际上由企业隐性承担赔偿责任，为企业日常保险费的累计，不必要求企业短时间内承担巨额费用。由此保障受害者的赔偿金资金来源明确，减少受害者索要困难的问题和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局面。

 

因此，企业在创始时应充分考虑自身是否为高污染型企业和是否会有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风险。如具备这样的风险要求，则要在可得利润中扣除一部分向保险公司缴纳相应的环境责任保险，以防环境问题产生时的无力承担和减少对企业的影响。

 

强化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措施

 

（一）完善公司设立的环境准入制度

 

一般公司的整个成长体系为公司的设立、公司的运营和公司的终止。身为以“预防为主”的环境法律法规怎么可以放过对于公司进行初始监管的合理时机呢？

 

《行政许可法》中对于企业的设立为行政许可事项。因此，需要在公司设立之时就有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及工商部门对其环保责任的承担能力进行考察并作出审批，否则不得成立。而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企业在建设新的项目之前需要对新建项目进行环境评估，并向有关环保部门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比较而得，公司设立的环境准入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要区别：虽然两种制度都是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中预防原则的典型制度，但是如果说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环境保护之预防，那么作为自公司设立时就严格的环境审批准入制度则为预防之源头，遏制危害环境行为产生的“先行行为”，也是环境预防原则的体现。

 

因此，对于环境保护的监管工作应当提前介入，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将欲设立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可能导致严重污染的建设项目，由环保行政部门进行考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审批，只有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的这类公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登记，否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进行登记，公司不得成立。

 

（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身为环境的紧密接触者的公众的知情权的侵犯是对人们与生俱来的环境权的隐形侵犯。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仅限于要求企业向环保有关部门报备成案的单方行政行为，而应是企业的个人信息档案，根据《公司法》第六条规定，公众可以在工商登记部门查阅公司登记信息。其是具备登记性、公开性和有权机关否定性的。因此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下，企业所提交的报告书已具有公开性。

 

所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应有如下措施：

 

1、明确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内容，确保内容真实充分。

 

公众作为企业公开信息中最大的查阅群体，公众有权要求企业公布其在设立、经营和终止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公开信息内容。公众要求企业公布的内容不单是企业希望或环保有关部门要求，还应包括公众认为其内容涉及自身生命安全、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及可能涉及自身生命安全、健康和公私财产的。通过相应的环境信息公开体系及时定期、充分全面真实公布。

 

2、拓宽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途径

 

为了方便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的了解，应该丰富环境信息的公开方式，使公众能通过更多途径了解相关环境信息，实现知情权。除了传统方式的在政府官网、公报、新闻发布等，还可以充分利用新型的网络传媒技术来普及企业的环境信息，运用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官方认证微博、微信等具体平台让更多民众参与其中，特别是青少年人群，从小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和提高公民素质。以新兴网络技术方式弥补传统媒体的更新不及时、查阅观看受限、推广面窄的特点，同时使企业的信息公开以定期公开为主，不定期为辅。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完善措施，才可以在公众参与的监督权和保护公众知情权下，对天赋的环境权保护。另外，面对众多企业发布的环境信息，消费者群体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也会对此作出评判，选择“绿色产品”。进而引导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淘汰高消耗、高污染企业，投入以环境公益事业为主流的企业的“怀抱”。而在企业方面，则会改善自身清洁、高效生产技术和处理方式的问题，并争相“晾晒”自己的环境数据，以此作为吸引消费者的宣传策略。由此产生良性循环，保护了公众的环境权，提高公众参与度，和通过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并低碳生产，减少排放，清洁处理。

 

（三）强化企业环境行政责任之行政处罚的措施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在1万元至20万元之间，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对于违法行为不论持续时间长短均为一次性罚。而如今环境每况愈下，一次性罚是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而针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行为应该引入“以日累积”的具有惩戒性和警示性的计算方式。

 

首先，对于企业所造成的首次污染应当给予不同的行业规定不同的宽限期标准，并责令其限期对已构成的污染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当然并不能要求企业对其所造成的污染的治理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是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性的。由此而造成的影响面和深度之广是我们所无法准确预计的。正因如此，在对待环境问题方面，主要还是要以预防为主，否则后果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而一个具有警示性的处罚方式正是通过公权力的方式要求企业不得越位。

 

其次，要求污染企业在污染后采取合理措施并向环保有关部门提交治污方案，同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要减少其企业的排污量。对于在合理期间内未采取合理措施的企业，通过日累积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并限制其的污染物排放。以治污成本远高于预防成本的手段，达到及时治污的目的，警示企业主动防治而非“秋后算账”。

 

同时，通过此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管理，积极监督。将行政罚款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减少地方财政对纳税的大型排污企业的依赖，而严格执法，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职责。

 

（四）完善企业环境民事责任相关规定

 

环境污染与破坏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成因是不定向的，有可能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因此在认定民事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后，对于责任的承担问题应当采取“比例分割赔偿制”。该制度主张，根据各行为人参与致害程度的大小而按比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们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明确各方责任，即承担的责任不得大于其所造成的侵权后果，公平对待，公平承担。

 

（五）完善企业的环境刑事责任相关规定

 

为了完善我国环境刑事责任，首先要引入科学环保的观念，正确衡量环境破坏和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严密法网。

 

我国《刑法》和《环境保护法》中对与严重的环境破坏犯罪只是规定了实害犯，即造成严重后果的。但实际生活中，对于环境破坏后果的产生有可能是不会立即体现的。因此，对于环境破坏行为的处罚还应当包括危险犯。即做出了可能使环境遭受严重污染或致使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及公私财物遭受严重损失的状态的行为，则构成环境犯罪。对于危险犯的引入在于强化刑法中环境保护责任的威慑性，实现对环境的严密保护。

 

公司应承担环境法律责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环境税法若颁布之后确实从税收这方面加重了企业的责任，但企业若以多缴税为由而恶意破坏环境的话，相关部门或许会无能为力。为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有必要从各方面来强化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