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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近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布局经济结构性改革。过剩产能、楼市库存和金融风险成为改革所要针对的三个突出问题。
习近平布局结构性改革
会议强调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当市场生产体系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就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使得供需能够匹配,让市场恢复弹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产能过剩,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是导致市场供需失衡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曾经尝试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扩大需求。此举虽然让过剩产能得到暂时释放,但投资形成的产能却孕育了更为严重的过剩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此番明确表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刘元春分析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挤”,通过破除机制体制障碍使得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能够从市场退出;另一方面要“扶”,通过加大对公共服务、创新等短板的投入,满足新的需求,“以挤存量为主,以扶增量为辅”。
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战术,习近平在今天的会议中也给出明确态度:坚持持久战、打好歼灭战。
在刘元春看来,“歼灭战”指的是对中国经济当前诸多风险的有效管控。除了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他分析说,目前中国楼市三四线库存太多,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势头出现变异。其次,过高的债务也让许多企业出现从“借新还旧”走向“借新还息”最终负债问题“全面爆发”的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当前流动性比较宽裕,但是流动性回归实体路径并不畅通,这让资本市场面临一定的隐患。
刘元春指出,上述风险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对于中国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复苏会带来很大影响,“股市此前的剧烈波动,就明显拖延了中国去杠杆的进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歼灭战战术”同时,官方也明确了“持久战战略”。刘元春解释说,上述风险的化解无法靠行政手段通过运动在短期完成,而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国上一次的结构性改革是1997年到2001年,本轮结构调整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效果,但最困难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在今天会议上对于改革相关的政策进行了系统安排:宏观政策要稳,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
刘元春表示,伴随着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官方料推出系列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组,并通过一些行政体制的改革,打碎地方政府和一些行业部门对相关企业的过度保护。(中国新闻网)
楼市调控的反思
可以说,历经十年,从单一供给管理转向供给与需求综合管理,从防止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转向重点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我国房地产调控目标逐渐清晰,政策体系逐渐建立,特别是住房差别化调控体系的逐步建立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肯定调控成绩的同时,难免要问的是,为什么十年调控,甚至包括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其调控效果却是差强人意呢?
除了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货币泛滥引发通货膨胀等客观背景及外在因素外,原因还有如下三个方面。
1、调控目标不够精准。从根本上说,政府力图控制房地产价格其实是反市场的行为,也是超越政府行为能力的目标,政府真正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是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民生以及防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如此,房地产调控的目的首先应该明确为保民生,也就是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分层住房保障体系,其次是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最后才是房价的稳定。而在现实中,中国房地产调控的主导目标被确定为稳房价,但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告别经济增长型政府的特点,经济增长目标其实被内定于房地产调控目标之上,因此,房价调控的目标也就难以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
过去十年间,以地根撬动银根,以房地产创造GDP的模式,一直是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的法宝和政绩的最快最好体现。所以说,因土地财政而明里暗里助推高房价,即使不能说是地方政府的故意之举,起码也是在当前的权力结构和政绩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无奈或默许之举。但是,当下必须思考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2、调控手段不够精准。从经济学角度看,房地产调控无非就是增供给,抑需求。而在我国,最重要的还是抑需求,特别是抑制投资性需求。就世界各国的经验以及我国的国情而言,走完全的市场化道路都是非常不现实的。房价之所以越调越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限购措施出台太晚,而且执行不到位。在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财富两极分化是一个极其严峻但又难以很快改变的现实。一些人手上集聚了大量的资金,在应对通货膨胀确保财富保值,以及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必然对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投资和投机需要,再加上银行信贷所产生的杆杠效应的推波助澜,炒房之风必然不断兴起,并造就诸多的房叔、房婶和房姐们。而且,炒房暴富的示范效应一方面导致了房价的持续飙升和失去理性的再投资冲动,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房地产演化成了有钱人的储钱罐。这种畸形的财富储存模式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导致的住房空置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更会让本已紧张的住房供需矛盾雪上加霜。
3、调控决心不够。2005年,中央政府就提出将稳定房价提高到政治高度,建立政府负责制,并首次明确提出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2010-2012年,中央政府又多次提出要毫不动摇实行房地产调控,重申调控问责制,甚至在2011年各地也陆续制定了房价上涨的控制目标。但今天回想起来,有谁完成了调控目标呢?又有谁被问责了呢?
2006年建设部就规定,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所占比率必须达到70%以上,其后几年也多次强调,但事实上,又有哪个开发商真正执行了呢?历年的土地供应计划又有几个省完成了呢?即使出台了最严厉的限购政策,除了北京等一线城市尚能认真执行外,又有多少地方城市能认真执行呢?给中介几千块钱,全套手续就能办齐,难道说政府一点都不知情?不是不知道,恐怕更多的是默许甚至是纵容吧。政府无政策执行的动力和决心,又怎么会有政策调控的真正效果呢?
近年楼市调控政策盘点
2006年《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十五条),要求新开工商品房90平方米以下面积占总面积的70%以上。
2007年《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
2008年《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松绑二套房贷。
2009年《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四条),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
2010年《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十一条),要求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
2011年,因为严格而彻底地执行了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加上保障房建设对市场预期的引导,楼市“十年涨十倍”的态势出现急刹车。
2012年,限购、限价、限贷继续,楼市调控政策力度不减,全年中央强调调控不动摇60次;4次提及“决不让房价反弹”;房价合理回归被提到156次。
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确定了后来被称作“国五条”的政策,3月1日又出台了六点细则。继而,国务院要求严格执行楼市限购,扩大房产税试点。
综上是有关楼调控的相关内容,希望它对您能有所帮助。尽管我国目前的楼市现状比较严峻,但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也在逐渐加强,因此,咱老百姓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买不起房,相信有了政府的干预,楼市的情况必定会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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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布局结构性改革 化解房地产库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近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布局经济结构性改革。过剩产能、楼市库存和金融风险成为改革所要针对的三个突出问题。
习近平布局结构性改革
会议强调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当市场生产体系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就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使得供需能够匹配,让市场恢复弹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最大的结构问题是产能过剩,僵尸企业、高债务企业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一些企业无法退出,是导致市场供需失衡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曾经尝试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扩大需求。此举虽然让过剩产能得到暂时释放,但投资形成的产能却孕育了更为严重的过剩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此番明确表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刘元春分析说,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挤”,通过破除机制体制障碍使得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能够从市场退出;另一方面要“扶”,通过加大对公共服务、创新等短板的投入,满足新的需求,“以挤存量为主,以扶增量为辅”。
对于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战术,习近平在今天的会议中也给出明确态度:坚持持久战、打好歼灭战。
在刘元春看来,“歼灭战”指的是对中国经济当前诸多风险的有效管控。除了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他分析说,目前中国楼市三四线库存太多,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势头出现变异。其次,过高的债务也让许多企业出现从“借新还旧”走向“借新还息”最终负债问题“全面爆发”的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当前流动性比较宽裕,但是流动性回归实体路径并不畅通,这让资本市场面临一定的隐患。
刘元春指出,上述风险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对于中国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复苏会带来很大影响,“股市此前的剧烈波动,就明显拖延了中国去杠杆的进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歼灭战战术”同时,官方也明确了“持久战战略”。刘元春解释说,上述风险的化解无法靠行政手段通过运动在短期完成,而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国上一次的结构性改革是1997年到2001年,本轮结构调整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效果,但最困难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在今天会议上对于改革相关的政策进行了系统安排:宏观政策要稳,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
刘元春表示,伴随着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官方料推出系列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组,并通过一些行政体制的改革,打碎地方政府和一些行业部门对相关企业的过度保护。(中国新闻网)
楼市调控的反思
可以说,历经十年,从单一供给管理转向供给与需求综合管理,从防止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转向重点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我国房地产调控目标逐渐清晰,政策体系逐渐建立,特别是住房差别化调控体系的逐步建立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肯定调控成绩的同时,难免要问的是,为什么十年调控,甚至包括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其调控效果却是差强人意呢?
除了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全球货币泛滥引发通货膨胀等客观背景及外在因素外,原因还有如下三个方面。
1、调控目标不够精准。从根本上说,政府力图控制房地产价格其实是反市场的行为,也是超越政府行为能力的目标,政府真正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是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民生以及防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如此,房地产调控的目的首先应该明确为保民生,也就是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分层住房保障体系,其次是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最后才是房价的稳定。而在现实中,中国房地产调控的主导目标被确定为稳房价,但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告别经济增长型政府的特点,经济增长目标其实被内定于房地产调控目标之上,因此,房价调控的目标也就难以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
过去十年间,以地根撬动银根,以房地产创造GDP的模式,一直是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的法宝和政绩的最快最好体现。所以说,因土地财政而明里暗里助推高房价,即使不能说是地方政府的故意之举,起码也是在当前的权力结构和政绩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无奈或默许之举。但是,当下必须思考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2、调控手段不够精准。从经济学角度看,房地产调控无非就是增供给,抑需求。而在我国,最重要的还是抑需求,特别是抑制投资性需求。就世界各国的经验以及我国的国情而言,走完全的市场化道路都是非常不现实的。房价之所以越调越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限购措施出台太晚,而且执行不到位。在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财富两极分化是一个极其严峻但又难以很快改变的现实。一些人手上集聚了大量的资金,在应对通货膨胀确保财富保值,以及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必然对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投资和投机需要,再加上银行信贷所产生的杆杠效应的推波助澜,炒房之风必然不断兴起,并造就诸多的房叔、房婶和房姐们。而且,炒房暴富的示范效应一方面导致了房价的持续飙升和失去理性的再投资冲动,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房地产演化成了有钱人的储钱罐。这种畸形的财富储存模式在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导致的住房空置不仅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更会让本已紧张的住房供需矛盾雪上加霜。
3、调控决心不够。2005年,中央政府就提出将稳定房价提高到政治高度,建立政府负责制,并首次明确提出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不力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2010-2012年,中央政府又多次提出要毫不动摇实行房地产调控,重申调控问责制,甚至在2011年各地也陆续制定了房价上涨的控制目标。但今天回想起来,有谁完成了调控目标呢?又有谁被问责了呢?
2006年建设部就规定,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所占比率必须达到70%以上,其后几年也多次强调,但事实上,又有哪个开发商真正执行了呢?历年的土地供应计划又有几个省完成了呢?即使出台了最严厉的限购政策,除了北京等一线城市尚能认真执行外,又有多少地方城市能认真执行呢?给中介几千块钱,全套手续就能办齐,难道说政府一点都不知情?不是不知道,恐怕更多的是默许甚至是纵容吧。政府无政策执行的动力和决心,又怎么会有政策调控的真正效果呢?
近年楼市调控政策盘点
2006年《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十五条),要求新开工商品房90平方米以下面积占总面积的70%以上。
2007年《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和《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
2008年《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松绑二套房贷。
2009年《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四条),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
2010年《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十一条),要求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
2011年,因为严格而彻底地执行了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加上保障房建设对市场预期的引导,楼市“十年涨十倍”的态势出现急刹车。
2012年,限购、限价、限贷继续,楼市调控政策力度不减,全年中央强调调控不动摇60次;4次提及“决不让房价反弹”;房价合理回归被提到156次。
2013年2月20日,国务院确定了后来被称作“国五条”的政策,3月1日又出台了六点细则。继而,国务院要求严格执行楼市限购,扩大房产税试点。
综上是有关楼调控的相关内容,希望它对您能有所帮助。尽管我国目前的楼市现状比较严峻,但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也在逐渐加强,因此,咱老百姓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买不起房,相信有了政府的干预,楼市的情况必定会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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