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乡土社会的情理法

半乡土社会的情理法——闽南转型农村的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 

今天的闽南农村虽不是“原子化乡村”，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农村自身固有或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式微以致不能维护、促成新的社会内部秩序的生成，而国家法律由于诸多原因不能有效实施或回应该地区的规则需求；加之社会转型激烈越发引致规则稀缺，因此国家法的地方化难以顺利完成，国家法的理念不能深入闽南的民间社会，而这又会加剧闽南地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规则的缺乏。本文意在提出这些问题，并探讨些许对策，以期抛砖引玉。

一、基本概念释义

（一）“半乡土社会”。这是笔者自编的名词。笔者认为，今天的闽南农村，已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笔下的“乡土社会”，但也不是所谓的“原子化乡村”；今天的闽南农村是一个已然分化的“半乡土社会”。

（二）“情理法”。“情”是人类的本源动力，“理”是自然律则和社会运行机理，“法”是人类为了尽“情”适“理”而安排出来的社会秩序。闽南人极重人情，因此人情及习惯对纠纷解决、规则治理和法治推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三）“规则治理”。据笔者浅见，这个名词最初系富勒提出，他说“法律是使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富勒的命题是，法律本身必须包含内在道德,法律是规则治理的、有目的的事业，法律的功用在治理。

二、闽南转型农村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的现状

当前闽南农村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在纠纷解决方面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一）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式微，新的社会内部秩序难以生成

随着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闽南乡村生活及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以致慢慢形成一个“半熟人社会”。随着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化，传统的社会权威日渐式微，老人、家族领袖以及民间精英的威望已大不如初，甚至付之阙如；而村委会及其调解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由于帮派化等原因，很难成为中立权威的第三方。这样，一旦发生民事纠纷，除和解外只能诉诸国家帮助。

（二）政府对基层的治理尚停留在控制层面, 并未充分发挥服务效能

20世纪下半期, 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本身需要进一步解决。政府主导的调解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闽南农村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同时，公安派出所、司法派出所的调解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人力、物力以及受到乡镇政府干涉等原因，亦不尽如人意。

（三）基层法院疲于应对纠纷解决，难以胜任法治国家所要求的规则治理

近些年来，随着主政者提出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构想，“能动司法”在司法领域尤其是乡村基层司法实践中蔚然成风，“马锡五审判方式”似乎又回到了乡村社会。笔者并不否认能动司法的实践意义，也承认法院调解在解决乡村民事纠纷中起的积极作用，但不少基层法院没有正确理解中央的精神实质，甚至把诉讼调解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将其确定为法院办理民事案件的主要方式。事先人为地确定调解结案率，是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并极易导致法官违背当事人意愿而强迫调解甚或违法调解。这样的调解过程与调解结果因其无法再获救济，故往往埋下了“战端再起”的种种隐患。

三、闽南转型农村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的对策初探

针对上述问题，在这里笔者尝试探索如下几个对策：

（一）培育民间公益人物，尽力促成新的乡村内生秩序

在闽南，这点可以从引导和规范民间信仰活动做起，促成民事纠纷的减少和纠纷的内部解决。闽南人的民间信仰是佛道混合的功利性信仰，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宗教活动；它集休闲、信仰、教化、纠纷解决及乡村治理于一体。以前政府对这些活动是打压的，现在更多是不闻不问；因为政府看不到该活动的纠纷解决及乡村治理功能。在民间信仰活动中，总有一些民众选出或者认可的领袖型人物，他们热心公益、在群众中素有威望，再加上信仰的力量，可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乡村内生秩序的生成。

（二）引入新的力量改善政府调解，提升政府纠纷解决及规则治理的能力

政府目前主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沟通缺乏效益。对此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农村缺少长效性的普法教育；故当受过一定国家制定法教育的公安司法人员做调解时，难免遭遇沟通障碍，因此普法教育、法律援助的长效开展可减少该障碍。  二是相关人员缺乏。对这个问题，国家可尽量加大公安派出所、司法派出所的人员投入，但政府毕竟是“有限政府”。

笔者认为，乡村治理不应忽略农村教师的力量。理由有三：其一，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后，尚有一定的个人支配时间；其二，他们生长或生活在乡村社会，熟悉乡村社会的情理且在乡民中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其三，今天的乡村中小学教师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往往有一定的抱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此，若能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体制机制，把农村中小学教师更好地吸纳进来，政府纠纷解决及规则治理的能力将得到提升。

（三）谨慎司法，守护好公平正义最后这道防线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已成为共识，但我们从未认为司法是公平正义最好的防线。“能动司法”想当然地把司法视为现代社会最好的解纷机制，因而“上门调解”、“庭前调解”、“调解优先”等等已成法院的政绩。如上所述，司法调解弊端甚多，而且在闽南这样的人情社会，司法更容易出现偏私和竞争性腐败，因此笔者提出“谨慎司法”来回应“能动司法”。只有当民间、政府调解无法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才由当事人选择性地接受司法救济，而不应将法院当成政府部门去“冲锋陷阵”。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通过对闽南转型农村纠纷解决与规则治理的管窥来论证：法治是人类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是社会特定时期不得不然的选择，故依法治国已成当代中国的政治方略；在法治进程中，乡村民事纠纷解决应坚持政府引导下的社会多元化模式，而作为专业司法机关——法院的职责不仅仅是纠纷解决，而是应担负起全局性规则治理的重任。